安徽股票配资公司如果公园有些功能区正好处在马路中间的三角形地带

一个好的城市能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能让这里的居民和管理者脸上有光。但怎样让一座城市变得更好，却是整体上很神秘、细节上很费功夫的大工程。

特别是近年，中国城市走出了彼此竞争的“排行榜”时代，又不由自主地进入被社交媒体审视、评判和比较的新赛道中。在城市更新广泛实施的当下，人们喜欢上一个城市往往有具体的舒适感受和难忘回忆。有时，一次在新改造开放的网红地标打卡的美好经历，就胜过耗费巨资所做的城市形象宣传。这说明，精细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力量。

在新书《创造大都会：纽约空间与制度观察》中，城市研究者、规划师罗雨翔以纽约为例，探访公园、社区、道路、住宅区等市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地方，思考新冠大流行以来，在时势的不断变化中，这座世界城市怎样运转，并在发展的难题面前通过制度创新的力量来寻求突破，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居民之间以对话来达成协作。

特别是在纽约市政府预算局工作的一年里，亲历了以公园为主的几百个各类城市建设和运营项目的预算审批，以此为窗口，罗雨翔对城市建设的逻辑进行了探究。他的思考和经历，给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经验。

预算分析师需要很聪明

罗雨翔现任美国JLP+D城市规划与地产咨询公司总监，他曾在哈佛大学取得建筑硕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区域经济发展硕士学位。本科毕业设计期间，他到各地调研，青年旅社的玩伴里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经济学者，在聊天中，他建议罗雨翔去了解经济学，这会对理解城市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帮助。

毕业后，罗雨翔加入纽约市预算局（全称“纽约市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工作，担任分析师，亲眼见证了政策和经济怎样影响一座城市的实体空间。

纽约是美国“最能花钱的城市”，市政府的预算比佛罗里达整个州都多。预算局负责审理、制定和支配政府的预算，大到制定市政项目的建设计划，小到批准政府部门购买用品，都是预算局的工作。

罗雨翔告诉第一财经，那一年他经历了很多项目，工作量相当大。但在工作之外，他也有固定的时间，可以用来研究、写作。

纽约预算局有大概400名分析师，按照政府职能部门对口的原则，划分成很多个组。比如，纽约公园局负责公共绿地和游乐设施，预算局设有“公园工作组”，专门管理公园局的预算。“交通工作组”“住宅工作组”分别对应交通局、住宅开发局的预算。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合作的产物受访者供图

罗雨翔所在的公园工作组有6个人，管纽约所有公园的开发建设，一年的总量相当大。除了建公园外，公园的运营开销也需要预算审批，一直细化到公园公共厕所卫生纸采购项目。组长告诉他，要比伸手要钱的部门更聪明，要不断提问查明需求，分析每个新需求的内部逻辑、价格运算和政策意义。

书中提到，预算局分析师“像是侦探”，罗雨翔就是“纽约公园建设预算侦探”。纽约的公园有的属于私人组织，有的属于政府。只要是由公共财政承担运营的公园，活动运营的支出必须跟预算局打交道。范围比较大的公园、地位重要的公园，相关开支也要经预算局批准。

预算局不直接搞建设，而是从预算和政策的角度去管理对应部门的工作。“我们会看到他们想建的公园是什么样子，去决定是否批准。”罗雨翔说，“有些项目会涉及公园局、交通局、环保局的协作。交通局管道路，环保局管下水道，如果公园有些功能区正好处在马路中间的三角形地带，下面有下水道，就需要三个部门协作。预算局向这个项目批钱，由公园局来统领，负责去和另外两个部门协调。”

在预算主管面前，分析师还会转变成手中好项目的“推荐者”，代表对应的市政部门来向预算主管要钱。分析师代表的技术理性，跟主管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公共资源分配逻辑，还要再来一次较量。如果还能过关，就等着市政厅批准和公布了。

项目建设的落实和反馈由公园局按照自己的评估标准来做，并不会动态地向-预算局报告，但也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引出了书中提到的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罗雨翔经手过的一个公园项目的预算草案，由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被撤回，这使他从深层次去思考纽约城市建设的经济和政治逻辑。

从预算局的角度看，预算应该做得精准，每年要花的钱，对应专业设计团队提出的时间表。但是公园这类基建项目的周期比较长，比如4年要建设一个投资100万美元的公园，每年投入25万，在政治上会显得出资太少，但100万全投在第一年则是不准确、不真实的。最终会怎么办，还取决于复杂的政治因素。

户外公共空间的深远影响

自新冠大流行发生后，纽约的城市空间有非常大的变化。以公园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就是其中的一个亮点。罗雨翔在书中用了五章的篇幅去介绍纽约的各类公园，既有高线公园这样的全球明星，也有私人公园这种私密地带。

罗雨翔提到，疫情之后，最关键的一点是纽约人意识到了户外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城市通过政策调整，促进公共空间发生变革。“开放街道”政策让人行道和步行街增加，“开放餐厅”开辟外摆位，则平衡了人们出门消费、社交的欲望和商铺的营业需求。

疫情期间，纽约人口密度高，聚集感染风险大，但又没有办法实施全域管控。政府考虑居民的出行需求和健康安全，决定多创造一些公共空间，让人不用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从最初紧急封锁300条临近公园的道路，禁止行车，专供市民室外活动，到面向社会接受申请，让民间社区组织、学校和商铺自由申报封锁所在道路，将其转为“步行街”，纽约的做法逐渐固定了下来，很多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在开放街道上举行。

罗雨翔认为：“这是公共空间、城市格局的一种深层变化，大家意识到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不一定每条马路上都需要行车，有些路变成人行道挺好的。”他在书中提到，纽约的政策体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进步主义价值观，穷人聚集的社区周边植被、开放空间比富人区少，“在一些公园相对较少或是人行道狭窄的高密度区域里，开放街道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机制可以帮助那里的社区、店铺和居民，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资源”。

位于曼哈顿Hudson+Square的户外就餐区受访者供图

2020年4月，纽约餐饮行业就业人数比3个月前减少三分之二，行业受疫情冲击强烈，州长命令禁止餐馆在室内营业，只能做外卖，营收锐减。“国外的外卖平台没有国内这么发达，政府就允许店铺在马路边、人行道上搭个棚子，做一些‘大排档’，开设外摆区。”罗雨翔说，2020年6月提出的“开放餐厅”政策，也使城市肌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突然纽约变得像巴黎”，“纽约以前没有户外用餐的文化，疫情之后，这成为这个城市改不掉的一个新习惯”。

书中分析称，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这两项政策，本质是关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策以应对疫情的姿态，创造出了新的市民权利，虽然是政府发起的新政策，但民间是参与政策落实的主体，纽约市交通局接受申请、安排抽查即可。

这些做法一方面吸引到很有创造力的人挺身而出，比如曼哈顿中国城的非营利组织“心目华埠”、布鲁克林区的公益组织“游乐场咖啡店”等，他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另一方面，也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附近的居民可能会被噪音、气味、垃圾等影响。政府、企业和社区如何在新的政策和新的空间中相互磨合、重建信任，是这座城市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关键。

“创意的出现需要多元化的观念，一些困难的存在也会成为动力。如果太容易，那也不会很有意思。”罗雨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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